[摘要]大學校訓是大學精神最集中的表現，體現大學精神的核心內容——這僅僅是對大學校訓和大學精神應然關系的判斷，二者的實然關系是：大部分高校校訓只是從某個側面、某個角度揭示其大學精神的部分內容，有些校訓甚至與其大學精神缺少有機聯系。大學校訓難以完整準確地展示大學精神的原因源于大學精神及其語言概括的復雜性：大學精神是一種復雜的精神的“場”，不易用明確的語言進行概括，加之文化積淀較深的大學存在多種精神，各高校對自己獨特精神的語言概括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應關注大學校訓對大學精神的引領作用，主動以大學校訓引領大學精神。

[關鍵詞]大學精神  大學校訓  應然關系  實然關系  引領  場

   人們在討論大學校訓時，一般都以揭示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關系的方式闡述其含義，“大學校訓是大學精神的核心”幾乎成了學術界的公共判斷。然而認真揣摩各大學校訓與其大學精神之間的實然關系卻發現，現實情況要比學術界的理想化論斷復雜得多。我們把學術界所論述的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間的應有關系稱作“應然關系”，把現實存在的二者間的關系稱作“實然關系”。本文對這兩種關系狀態進行論述，以期為大學校訓建設提供建議。

一．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的應然關系

先讓我們摘錄一組學術界對二者關系的論述：

1.羅忠賢：“大學校訓是大學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現，體現大學文化精神的核心內容。”^【1】

2.“大學校訓是對大學精神文化的理性抽象和認同。大學校訓通過內涵深刻、寓意深遠的短語，對大學精神文化進行濃縮和凝結，是大學精神文化最集中最本質的體現，是大學精神文化的核心內容。”^【2】

3.高天明：“中國的校訓可謂源遠流長,而最能展現大學精神的是學校不同時期確立的校訓和校風。”^【3】

以上觀點是對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應然關系即理想關系的論斷，可以用圖1來表示：

圖1  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應然關系圖

中華書局出版的第一版《辭海》這樣解釋校訓：“學校為訓育上之便利，選若干德目制成匾額，懸之校中公見之地，是為校訓，其目的在使個人隨時注意而實踐之。”大學校訓銘刻于大學校園最醒目之處，作為不證自明的格言，其影響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若一所大學的校訓能夠表達其大學精神的核心內容甚至直接表達其大學精神，也即其校訓與大學精神之關系既是應然關系又是實然關系，這樣的校訓自然屬于大學校訓之上品。最為典型的莫過于北京師范大學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一校訓植根于中國傳統教育的沃土, 2500年豐厚的養料提供滋養，其傳統由至圣先師孔子所開創,為一代又一代的教師所追求、踐行,也為全社會守望和期盼，“熔鑄了北京師范大學的百年追求,對今后北京師范大學的發展,具有示以準繩、匡其趨向的意義。”^【4】北師大官網則如此論述：“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學校秉承‘愛國進步、誠信質樸、求真創新、為人師表’的優良傳統和‘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精神，形成了‘治學修身，兼濟天下’的育人理念”^【5】。由此可見，“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既是北師大的校訓，又是北師大百年精神的體現，是北師大大學精神的核心。

二．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的實然關系

從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的應然關系審視國內高校的校訓，像北師大這樣的精品為數不是太多，大部分高校其校訓只是從某個側面、某個角度揭示其大學精神，如圖2所示。

 圖2  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實然關系圖

圖2顯示的狀態是：校訓是其大學精神的內容之一，但很難定論就是大學精神的核心內容。北京大學校訓曾經出現過多種版本：“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百年校慶時校刊上用通欄標題刊出另外的16個字——“愛國為民,閎放求真,民主科學,改革進步”，為通俗起見，很快又改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張翼星在評價這些校訓時話語意味深長：“這些提法,不能說與北大傳統（在這里，北大傳統就是指北大精神——引用者注）沒有聯系。”^【6】在張翼星看來，這些校訓屬于北大精神的重要內容，但卻不一定是北大精神的核心內容。中山大學的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強調的是追求知識的過程，屬于中大精神的內容之一，如果說這就是中大精神的核心，恐怕值得商榷。北京林業大學的“養青松正氣，法竹梅風骨”強調的也僅僅是人格的完善，是否能夠成為其精神的核心，需要進一步討論。再看國外的例子：成立于1209年的劍橋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大學,其校訓是“從大學(母校)里,我們可以得到知識”(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拉丁文為: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該校訓從1600年開始使用,至今未變。那么它是否屬于劍橋精神的核心呢？劍橋大學博士卡洛琳·李在其《劍橋家訓》中說：“劍橋大學是一所有近800年悠久歷史的世界著名學府，但它從建校那一天起，就不是一臺專門傳授知識的機器，而是致力于培養學生的品質和修養。因為在劍橋人看來，知識可以隨著學生的成長而豐富，而品質與修養一旦成型，就奠定了一生命運的基調。”^【7】由此可見，劍橋的校訓屬于劍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卻不一定能夠成為其精神的核心。

2007年，楊衛軍對國內 256 所高校校訓所進行的調查顯示，高校校訓同質化、標語化現象嚴重。在被調查的 256 所高校中，校訓中帶有“勤奮”的為 68 所，“求實”的為 65 所，“創新”的為 59 所，“團結”的為 49所，“嚴謹”的為 25 所。在 256 個校訓中，包含以上 5 個詞語任何一詞以上的有 147 個，占到被調查高校的近六成。還有一些學校的校訓一模一樣——有8所高校的校訓同為“團結、勤奮、求實、創新”，有27 所高校的校訓同為“嚴謹、勤奮、求實、創新”^【8】。盡管高校校訓的同質化、標語化現象并不能作為其校訓脫離所在學校精神之依據，但要讓這類校訓成為其大學精神的核心內容，恐怕比較困難。我們仔細分析了其中有些高校的校訓，很難看出與其大學精神之間的有機關系；有些成立不久的高校尚未形成獨特的精神，加之從未圍繞校訓開展過活動，其校訓成了校園內無足輕重的一塊標語，師生們視而不見形同虛設。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大學以校方名義在校訓之外另用語句明確表述大學精神，這一現狀進一步說明了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實然關系的復雜性。常州大學校訓為“責任”，而將“勇擔責任，追求卓越”作為其精神；西南大學校訓為“含弘光大，繼往開來”，同時明確宣布其大學精神是“特立西南，學行天下”。單從字面上看，前者可清晰地看出其校訓與大學精神之間的有機聯系，后者則很難看出二者的關系。

三．大學校訓難以完整準確地表達大學精神之原因分析

大學校訓難以完整準確地表達大學精神，源于大學精神及其語言概括的復雜性。

1．大學精神本身是一種復雜的精神的“場”，不易用明確的語言進行概括。場的概念來源于物理學，是指物體在空中的分布情況，例如引力場、電磁場等。場離不開場中的具體物體，但又不是具體物體本身。同理，大學精神離不開大學的管理者、教師、學生乃至于后勤職工，離不開大學講堂、學術研究、課外活動、宿舍夜半的爭論、大學故事等等，但又不是這些對象（內容）本身。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互動共生，所形成的精神的場又反過來作用于大學內的人和事。語言作為思維的外殼，可以較為準確地外顯抽象思維的過程，而對于形象思維、對于客觀存在的外部世界、對于人們（包括個體與群體）的內心感受以及客觀世界與人們主觀世界相互作用情況等對象的表述，有時是捉襟見肘的。王體正、宋韌這樣論述大學精神：大學精神“是在科學理念的指引下，經過所在大學人（特別是校長和名師）的共同努力，長期積淀而形成的穩定的、共同的精神品質、理想追求、價值取向、行為理念……是大學最富典型意義的價值取向和精神特征，是大學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的主要體現，是大學文化的核心和大學生命的靈魂所在……大學精神作為一種動力源，它是一種無形的資產；作為一種規范力量，又具體可感。”^【9】一所成熟的的大學、尤其是經過長期歷史文化積淀的百年老校，其精神意蘊浩若煙海，要用明確的語言來概括表述，實屬不易，你只有身臨其境才能體悟其精神。北京大學百年慶典時，不少記者請中文系陳平原教授用一句話概括北大精神，他拒絕了，他認為北大精神不可能“一言以蔽之”，陳教授的態度“蘊含著一種古老的思路——大象無形”^【10】。

2．因為大學精神是一種復雜的場的存在，使得大學精神的語言概括也仁智互見。仍以北大精神的概括為例，錢理群贊同魯迅先生的觀點，認為是“批判”和“創新”；許智宏校長則指出北大精神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11】；北大哲學系張翼星則認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基本傳統基本精神，確認和把握北大的基本傳統,并不否認或排斥其他方面的優良傳統,如愛國、進步、嚴謹、求實等等，而把握了這一基本傳統就是從教育、學術文化的視角把握了北大發展的精神命脈。他甚至認為“北大的校風、校訓似也可順理成章地表述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12】——果真如此，則北大校訓與北大精神會出現非常理想的關系狀態，可惜張翼星的觀點也僅僅是一家之言。

3．大學多精神。正因為大學精神是一種復雜的場的存在，一些歷史文化積淀較為深厚的大學則可能存在多種精神。2005年3月2日，時任北大黨委書記的閔維方做客人民網時曾這樣概括北大精神：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勤奮、嚴謹、求實、創新；追求真理，追求卓越^【13】。他使用了十個詞語代表十種精神。

另外，并非所有大學都已形成大學精神。因為大學精神是一種場，它的形成有一個歷史文化積淀過程，一些新成立的大學還談不上大學精神，如若已經歸納出大學精神，也只能說是確立了其精神境界的追求方向而已——盡管如此，新成立的大學一般都已擬定了校訓并名教于顯赫的位置。朱镕基為新成立的國家會計學院題寫了“不做假賬”的校訓，這一校訓能否隨著時間的延續成為其大學精神、是否值得上升為其大學精神，尚待進一步觀察、討論。

四．關注大學校訓對大學精神的引領作用

大學精神是一種復雜的場的存在，“大象無形”；而大學校訓則必須“有形”，必須用非常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懸之校中公見之地”。以“有形”述“無形”，想讓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之間的關系出現理想狀態，對于很多高校似乎只能是一種美好愿望。在研究了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的靜態關系之后，我們似應更多地關注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的動態關系，重視大學校訓對大學精神的引領作用和這種引領作用對大學精神塑造的意義。

這種引領作用表現在：大學校訓從某個角度展示大學精神的某個方面（或重點從某個方面塑造大學精神），校訓成為大學精神的發展（塑造）方向。大學精神是一種精神的場，一旦受大學校訓的引領，便成為一種矢量場，這種矢量的大小與對大學校訓宣傳力度的大小成正比。

作為歷史傳承成分很濃的相對穩定的大學精神，必須有“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相對獨立性和穩定性，而大學校訓則相對顯得靈活，更有條件與時俱進。當然，大學校訓的與時俱進不是簡單地蛻化成所在時代的時髦口號，而是體現某個時代辦學者先進的辦學理念、育人理念。大學校訓的與時俱進包括兩種方式：一是根據歷史和時代的使命、按照科學的辦學理念推陳出新擬訂新的校訓。武漢大學現有校訓是“自強、弘毅、求是、拓新”，而在一百多年的辦學歷史上校訓修改了三次。南京大學現有校訓是“誠樸雄偉”,而在這之前已經有過三個版本。東南大學在兩江師范學堂時期的校訓是“嚼得萊根，做得大事”，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時期的校訓是一個字“誠”，二十年代國立東南大學時期校訓為“止于至善”，南京工學院時期的校訓為“嚴謹、求實、團結、奮進”，在百年華誕之際,東南大學又恢復了“止于至善”的校訓。北師大現有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是啟功先生于1997年在原有校訓基礎上重新擬定的，一經公布便盛名相傳被奉為上品。二是對既有的校訓賦予新的含義。20世紀50年代哈爾濱工業大學擬定的校訓是“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當時的含義是要有嚴格的教學管理制度和嚴格的教學要求,整個教學過程滲透教師、管理人員、學生工作干部及全體學生深入細致的、兢兢業業的工作和學習態度。改革開放后,哈工大將原來的理工科大學建設成以工為主,理、工、管、文相結合的綜合性大學，“規格嚴格,功夫到家”這一優良傳統也在時代發展中得到錘煉與升華。在發揚“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的優良傳統中,更注重從培養擅長工程技術的專業性人才為主,向培養專業、能力、素質相結合的創造型人才為主轉變，從單一的培養規格、模式,向多品種、多規格、多模式、因材施教式的培養轉變，從“嚴管”、“嚴教”為主,向學生自我嚴格要求為主轉變,從而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得“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的優良傳統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14】。

要充分發揮大學校訓對大學精神的引領作用，必須對校訓進行頂層的理念設計，建立向實踐層面推進的機制，校長等學校主要管理者身體力行，持之以恒開展系列活動。

    正視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之間的實然關系，關注、發揮大學校訓對大學精神的引領作用，則大學校訓與大學精神的關系將逐步向應然狀態發展，大學校訓才就有可能真正成為大學精神的核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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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劉家琦.哈爾濱工業大學[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32

發表于《教育與職業》2011年第35期